從去年7月底提出口號到如今密集持續具體的會議與政策，中國車市正在經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“內卷”革命。
上周，接連三天，國務院，中央第四指導組，工信部、國家發展改革委、市場監管總局幾個權威部門分別召開會議，再度開展對新能源汽車的反“內卷”整治。3天3場高規格會議，從國務院到部委再到執行層面，政策指令層層傳導。
這種罕見密度釋放出明確信號：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惡性競爭已觸及政策紅線，政府主導的行業糾偏正式進入實操階段。
反“內卷”，絕不是說說而已
先來看看3場會議。7月16日，國務院常務會議，專門聽取了“規范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秩序”情況的匯報，明確提出要著眼于推動新能源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，切實規范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秩序。
具體怎么落實，新華社當晚即做出了詳細解讀，包括加強成本調查與價格監測、強化產品生產一致性監督檢查，以及督促重點車企履行供應商支付賬期不超60天的承諾，構建長效治理機制等。通俗來說，這場會議釋放了打擊賠本賣車、以價換量的信號，為車企落實支付賬期承諾再上了一把鎖。
緊隨其后，7月17日，中央第四指導組聚焦“綜合整治新能源汽車行業非理性競爭問題”專項工作，赴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開展下沉調研，并與北汽集團、集團、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座談交流。據了解，北汽、比亞迪集團兩位一把手，張建勇和王傳福都出席了這場會議。
7月18日的會議不僅涉及面更廣，發起者從指導層轉變為執行層，還提出了多項反“內卷”的具體舉措。具體來看，18日，工信部、國家發展改革委、市場監管總局等三部委聯合召開新能源汽車行業座談會，部署進一步規范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秩序工作，包括加強監督管理，深入推進產品價格監測、產品一致性監督檢查、縮短供應商貨款賬期等工作；健全長效機制，強化標準引領。據了解，這場會議有17家重點汽車企業參加。
從時間、發起者、與會人員與會議內容來看，3天3場會議環環相扣，從指導到執行，面面俱到。筆者認為，密集召開的會議有兩個作用，一個是展示官方持續跟進的態度，另一個是明示反“內卷”的決心。
從去年七月底到現在，一年的時間里，汽車行業的反 “內卷” 便從口號逐步走向具體行動。今年上半年，多個政府部門及組織就已經著手加大對汽車“內卷”的整治。如5月底，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倡議書，指出企業不應采取無序“價格戰”；6月，全國工商聯汽車經銷商商會發布反對“內卷式”競爭的倡議；以及各大車企響應正方號召，宣布縮短賬期至60天。
盡管倡議不斷，但旁觀者對政策的具體落實卻并不看好。以60天賬期為例，雖然多家車企跟進，但公眾認為車企的承諾較為籠統，實際履行中可暗中操控空間太多，發布公告聲明更像是表面功夫。為打消公眾疑慮，也為了明示鐵腕治理的決心，7月初，工信部正式開通“重點車企踐行賬期承諾線上問題（建議）反映窗口”，主要受理四類“60天支付期限承諾”問題。
從政策出臺到實際執行的售后，可以看到，政府此次反“內卷”絕非說說而已，而是帶著十足的魄力與決心。
這種強力介入的姿態背后，是對“內卷”本質的清醒認知——當惡性競爭扭曲了市場本應高效的資源配置功能時，單純依賴市場自身的糾偏機制往往代價巨大且收效甚微。
政府介入，是必須而為
“內卷”的根本問題是車企對“用戶”這一核心資源的爭奪。在我國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但“內卷”正是在畸形的行業中所孕育的毒瘤，如果僅靠市場的自我清潔作用鏟除它，不僅會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意義不大的競爭之中，還會極大阻礙行業的健康發展。
于是，在“無形的手”失去作用之時，“有形的手”便托舉起了行業。
正如業內人士所言，反“內卷”的關鍵，是領頭企業做好表率作用。對于比亞迪、北汽這樣體量大、影響深的頭部車企，其一舉一動都牽動著整個行業的神經。當它們率先承諾縮短賬期、避免惡性價格戰，無疑能釋放強烈的信號，引導行業風氣向更健康、更可持續的方向轉變。行業共識的凝聚，需要這些“領頭雁”的示范與引領，共同維護一個公平競爭、尊重規則、重視長期價值的市場環境。
然而，理想中的行業自律在殘酷的現實競爭面前往往蒼白無力。寄希望于所有企業，尤其是面臨巨大生存壓力被迫卷入其中的中小企業，自覺自愿地放棄可能的短期市場份額誘惑，主動放棄“以價換量”的“速效藥”，這本身就存在巨大的道德風險和現實困境。
即便頭部企業有心引領，也可能面臨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尷尬：一旦某些企業為了生存或激進擴張，不惜代價發起價格戰、延長供應商賬期，那些遵守規則的“好學生”反而可能失去市場份額，陷入被動。此時，僅靠呼吁和倡議，缺乏強有力的約束與懲戒機制，行業共識極易流于形式，甚至成為空談。
更核心的問題在于，“內卷”的根源往往是市場機制在特定發展階段出現的局部失靈。 新能源汽車行業在經歷高速增長和政策紅利期后，隨著補貼退坡、產能快速擴張、新入局者增多，市場從增量競爭轉向存量競爭。為了爭奪有限的用戶資源，企業本能地會選擇最直接、最激烈的競爭手段，也就是價格。這種競爭一旦失控，就會演變成“傷敵一千，自損八百”的惡性循環。
市場這只“無形的手”在調節這種結構性矛盾時，往往具有滯后性，其自發調節的過程，如車企破產倒閉，通常伴隨著巨大的資源浪費和社會成本，并非最優路徑。 放任自流，等待市場自行“出清”，對正處于爬坡過坎、力爭全球領先地位的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而言，代價過于沉重，風險不可接受。
因此，當“行業自律”的邊界被現實的競爭壓力不斷侵蝕，當市場機制在矯正“內卷”頑疾上顯得力不從心時，政府這只“有形的手”適時、有力的介入，就不再是選擇，而是必然。 3天3場高規格會議、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執行的政策組合拳，正是這種必然性的集中體現。政府的角色，不是簡單的“管死”，而是通過建立規則、設定邊界、強化監管、營造公平環境，為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“清淤疏堵”。
政府的介入，本質上是在為行業的可持續發展“托底”和“護航”。 它并非取代市場，而是通過彌補市場失靈的短板，矯正扭曲的競爭秩序，為頭部及中小企業創造一個更可預期、更公平的競爭環境。在這個環境下，企業才能真正將精力從無謂的內耗轉向提升核心競爭力、開拓全球市場、引領技術創新等關乎長遠發展的關鍵領域。
反“內卷”，需要行業覺醒，更需要規則重塑。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要真正實現從“大”到“強”的高質量躍遷，離不開頭部企業的責任擔當，更離不開政府強有力的引導與規范。這“三場會議”的密集定調，標志著這場由政府主導、行業參與、旨在終結內耗、重塑生態的深刻變革，已進入動真格的攻堅階段。汽車行業的反內卷之路，道阻且長，但方向已明，決心已定。